应当注意的是，在主流裁判观点转向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在具体判例中，针对某些特殊情况又倾向认为担保合同有效[8]，具体为：

第一，全部/大部分股东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的，签字股东的决定可被视为全体股东决议，即便没有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担保合同仍旧有效。如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5504号河北华安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即认为：“案涉《补充协议》中约定华安公司为井力敏、南秀茹的回购义务承担担保责任，并载明二人持有华安公司100%的股权......井力敏、南秀茹系公司全部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二人的决定即为全体股东决议。因此，华安公司为井力敏、南秀茹提供担保并最终承担保证责任。”又如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675号哈尔滨太平湖温泉旅游度假有限公司、郭瑶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即认为：“对于太平湖公司为股东赵强提供担保，虽未召开股东会......太平湖公司的名义股东郭瑶，实际股东郭淳、吕聿刚持有股份共计80%，已经超过半数，应当认定太平湖公司的多数股东同意该公司为赵强的债务提供担保。”

第二，法定代表人签订借款合同，公司提供担保，而借款实际用于公司，即便未审查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越权担保也视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担保合同有效。如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865号海南中度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徐晓英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即认为：“虽因未经中度旅游公司股东会决议而属于越权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但根据本案事实，徐晓英有理由相信徐泽宪上述行为系中度旅游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公司作为用款人对本案借款提供担保亦符合其利益的事实，认定中度旅游公司应当为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