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日—2018年8月8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有关公司对外担保的14个案例中[5]，6件判决担保合同有效，具体为：(2017)最高法民再120号、（2018）最高法民申220号、（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2017）最高法民终369号、（2018）最高法民申2686号、（2018）最高法民终85号；6件以被担保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具有过错不构成表见代理和公司未予追认为由判决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6]，具体为：（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2017）最高法民终892号、（2018）最高法民申2995号、（2018）最高法民申2114号、（2017）最高法民申4565号；还有2件虽以被担保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不构成表见代理和公司未予追认认定担保无效，但却判决公司存在过错，应对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承担1/2责任，具体为：（2016）最高法民申3160号、（2017）最高法民申4786号。

2018年8月9日至今，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有关公司对外担保的13个案例中[7]，8件判决担保合同有效，具体为：（2018）最高法民再403号、（2018）最高法民申4686号、（2018）最高法民终148号、（2016）最高法民再128号、（2017）最高法民终865号、（2018）最高法民申5504号、（2018）最高法民终1268号、（2018）最高法民终1291号；4件判决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具体为：（2018）最高法民申4048号、（2018）最高法民申4098号、（2018）最高法民申3581号、（2017）最高法民再210号；还有1件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但判决公司承担1/2责任，具体为（2018）最高法民申5596号。从上可以看出，分歧依然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公司担保司法解释讨论稿》尚未正式颁布，不能成为各级法院裁判的直接依据，且即便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也仍旧存在认定担保合同有效的案例，其他各级地方法院裁判尺度更是不一。如：河南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02月12日作出的（2018）豫01民终18904号登封市唯达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李绘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和重庆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01月14日作出的（2018）渝0106民初21126号张朝明与邹树林、重庆多佳厨房设备技术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中均认定《公司法》第16条属于公司的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依据该规定约束合同相对人，也不能据此认定担保合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