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3日，《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法）快速进行了修改，且只涉及商业秘密的四个条款，其中两条是直接加强对权利人民事保护的条款，分别涉及提高赔偿和调整举证责任。以往，刑事救济途径在打击力度和调查取证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往往为权利人所采用。这里谈谈反法加强民事保护力度后，对商业秘密权利人选择维权途径产生的影响。

一、商业秘密维权司法现状

商业秘密案件通常是由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引起的，但是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恶意侵权等重要案件，权利人纷纷先走刑事诉讼认定侵权人构成犯罪，再进入民事环节提起侵权之诉。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1.恶意侵权人已经或将要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害，甚至令权利人发生经营困难的，权利人希望打击力度越大越好，刑事案件是力度最大的。

2.民事案件胜诉率低、赔偿少，权利人对民事途径缺乏维权信心。胜诉率低的最主要原因是权利人取证难，原先法律设定的原告举证责任过重。另一方面，即使取得胜诉的结果，权利人也只能获得较低的民事赔偿金，无形中降低了侵权者的违法成本。侵权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侵权案件则屡禁不止。

3.刑事管辖权在地方基层，先刑后民对权利人更有利。第一，基层公安部门可以受理，而不同地域的基层公安对立案追诉标准的把握存在差异。第二，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定罪比例高。因此，先由刑事诉讼认定是否构成犯罪，然后再由民事诉讼追偿损失，也不失为提高民事案件胜诉率的一种方法。第三，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的优势，还能够降低原告的取证困难，更加容易和快捷地追究被告人的侵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