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解释》仍未能贺满解决问题，虽然它将逃逸的故意犯罪行为（带离现场遗弃或隐匿）分离出来，但当逃逸行为的主观罪过为间接故意或故意时，同样也超出交通肇事罪的适用范Χ，因为任何一种犯罪，不能同时既是过失犯罪，又是故意犯罪，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如果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持故意态度，但却按过失（交罪）定罪，显然有违法理。《解释》至少存在以下问题；（１）交通肇事后未将伤者带离现场的逃逸过失致人死亡应定交罪，但若为间接故意仍定本罪，则于法理无依，按法理应定为（间接）故意杀人罪。（２）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有学者指出；指使逃逸的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不作为形式的致人死亡的行为，行为人的指使，不仅仅是教唆逃跑，实际上是教唆或帮助肇事中实施新的犯罪行为。因而行为人也随着肇事者新的犯罪行为的实施而构成新的犯罪的教唆犯。行为人和肇事者都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肇事者是实行犯，行为人是教唆犯．即行为人和肇事者属于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尽管《解释》间接承认了共同过失犯罪，可是过失共同犯罪排除了过失教唆的可能，而且在行为人指使逃逸前肇事者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行为人要构成交通肇事罪只有在其指使或强令肇事者超速开车以及其他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这才符合犯罪构成原理，《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点，第三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而这里的“具备情形”就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皮之不存，毛之焉附”？